环游世界八十天
Jules Verne
第1章
在这一章里，菲利亚·福格和路路通彼此接纳，一个做主人，一个做仆人。
一八七二年，菲利亚·福格先生住在伯灵顿花园一带的萨维尔街七号，谢里丹于一八一四年在这所房子里去世。他似乎总在避免引人注目，却是改良俱乐部最引人注目的会员之一。他是个谜一般的人物，人们对他所知甚少，只知道他举止文雅，深谙世故。人们说他像拜伦——至少相貌颇像；不过，这是一个蓄着胡须、神色宁静的拜伦，仿佛活上一千年也不会衰老。
菲利亚·福格无疑是个英国人，至于是不是伦敦人，就不那么确定了。证券交易所、英格兰银行，以及“伦敦城”各商行的账房里，都不见他的身影；伦敦码头从没有驶进过他名下的船只；他不担任公职；他从未入过任何一所律师学院，无论是圣殿律师学院、林肯律师学院，还是格雷律师学院；大法官法庭、财政法庭、女王座法庭和教会法庭里，也从未响起过他的声音。他肯定不是工厂主，也不是商人或经营农场的乡绅。科学学会和学术团体中，无人熟悉他的名字，也从没人听说他参与过皇家研究院、伦敦研究院、工匠协会或文理学会的高明议论。事实上，英国首都学会林立，从和声学会到那个以消灭害虫为主要宗旨的昆虫学会，他一个也没有加入。
菲利亚·福格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，仅此而已。
他能加入这家只接纳少数人的俱乐部，缘由倒很简单。
推荐他的是巴林银行，他在那里享有信贷。他的支票一向见票即付，款项由他的往来账户支出，那账户里始终存款充足。
菲利亚·福格有钱吗？毫无疑问。不过，就连最熟悉他的人，也想不出他是怎样发家的；而要问清此事，最指望不上的就是福格先生本人。他不挥霍，却也不吝啬，因为只要知道有高尚、有益或慈善的事情需要用钱，他便悄悄捐助，有时不留姓名。总之，他是世上最寡言的人。他很少说话，这副沉默的样子越发让人觉得神秘。他的日常习惯谁都可以看在眼里；可他所做的一切，总跟从前分毫不差，反倒把那些好奇的人弄糊涂了。
他出门旅行过吗？很可能，因为似乎没有谁比他更熟悉这个世界；无论多么偏僻的角落，他仿佛都十分熟悉。俱乐部的会员们谈起那些失踪、音讯全无的旅行者，往往提出种种猜测，他常用寥寥几句明白话加以纠正，指出真正可能的情形。他的预言屡屡为事实所证实，简直叫人以为他有某种先知的本领。他想必游历过世界各地，至少也曾神游其间。
至少有一点是确实的：菲利亚·福格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伦敦。那些有幸比旁人跟他熟些的人都说，谁也不能声称在别处见过他。他仅有的消遣是看报和打惠斯特牌。这种牌不必说话，正合他的性情；他又常常赢钱，但赢来的钱从不进自己的腰包，全留作慈善之用。福格先生打牌，不为赢钱，只为打牌。在他眼里，打牌是一场竞赛，是同难题的一场较量；只是这种较量不必动弹，也不会使人疲乏，恰好合他的心意。
人们从没听说菲利亚·福格有妻子儿女，即使最正派的人，也未必有妻有子；也没听说他有亲戚或密友，这就确实更不寻常了。他独自住在萨维尔街的房子里，谁也不来登门。一个仆人就足够服侍他。他的早餐和晚餐都在俱乐部吃，用餐的钟点像数学计算那样精确，总在同一间屋子、同一张桌子，从不与别的会员同席，更不用说带客人前来；午夜十二点整，他回到家中，随即上床就寝。他从不使用改良俱乐部为受优待的会员准备的舒适卧房。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他在萨维尔街的家里待十个小时，不是睡觉，就是打扮。他若想散步，便踏着匀整的步子，在铺着马赛克地面的门厅里，或是环形回廊中踱步；回廊的穹顶由二十根爱奥尼亚式的红斑岩柱撑起，光线透过蓝色彩绘玻璃窗照进来。每逢他用早餐或晚餐，俱乐部的厨房、食品储藏室、酒房和乳品房便一齐拿出最鲜美的佳品，把他的餐桌摆得满满的；为他侍膳的都是神情最庄重的侍者，身穿燕尾服，脚穿软绒布底鞋，用专备的瓷器盛上菜肴，摆在最精美的亚麻桌布上；俱乐部那些式样早已失传的玻璃酒瓶里，盛着他的雪利酒、波特酒和加了肉桂的波尔多红葡萄酒；他的饮料则用冰镇得清凉爽口，那冰是花了大价钱从美国的湖泊运来的。
如果这样生活就算古怪，那么不得不承认，古怪也自有它的好处。
萨维尔街的宅子虽不豪华，却极其舒适。依主人的生活习惯，一个仆人照应起来并不费事，只是菲利亚·福格对仆人办事的敏捷和规律，要求之高，几乎超出了常人的能力。就在这一天，也就是十月二日，他解雇了詹姆斯·福斯特，因为这个倒霉的年轻人端来给他刮脸的水是华氏八十四度，而不是八十六度；他此刻正等着接替的人，那人应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来到。
菲利亚·福格端端正正地坐在扶手椅上，两脚并拢，像阅兵场上的掷弹兵，双手放在膝头，身子挺直，头抬得笔直。他一直望着一座构造复杂的钟，钟上显示着时、分、秒，以及日、月、年。到了十一点半整，福格先生就会照每日的习惯，离开萨维尔街，前往改良俱乐部。
这时，有人叩响了菲利亚·福格所在的那间舒适居室的门，被解雇的仆人詹姆斯·福斯特出现了。
“新来的仆人。”他说。
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走上前来，鞠了一躬。
“我想，你是法国人，”菲利亚·福格问，“名字叫约翰？”
“让，先生，您不介意的话，”新来的人答道，“让·路路通。这个姓一直跟着我，因为我天生就有本事从一个行当转到另一个行当。我自认是个老实人，先生，可说实话，我干过好几种营生。我当过流浪歌手，也在马戏团表演过骑术，那时我能像莱奥塔尔一样腾跃，像布隆丹一样在绳上跳舞。后来，为了更好地发挥本领，我当了体操教员；再后来，我在巴黎消防队当了中士，参加过不少大火的扑救。不过，五年前我离开法国，想尝尝居家生活的甜头，就到英国来当了贴身男仆。如今我没了差事，又听说菲利亚·福格先生是全联合王国最严谨、生活最安定的绅士，所以就来投奔您，盼着能跟您过上安静的日子，连路路通这个名字也忘掉。”
“路路通就很好，”福格先生答道，“你得到了很好的推荐，我听说你为人不错。我的条件你清楚吗？”
“清楚，先生。”
“好！现在几点？”
“十一点二十二分。”路路通答道，从衣袋深处掏出一块硕大的银怀表。
“你的表太慢了。”福格先生说。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这不可能——”
“你的表慢了四分钟。没关系，说清楚差多少就够了。现在，十月二日，星期三，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就是我的仆人了。”
菲利亚·福格站起身来，左手拿起帽子，机械地往头上一戴，一言不发地走了。
路路通听见临街的大门关上了，是他的新主人出门了。他又听见门关上了，是他的前任詹姆斯·福斯特也走了。路路通独自留在萨维尔街的房子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