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九级台阶
John Buchan
第1章 死去的男人
五月的那天下午三点左右，我从伦敦金融城回来，对这种日子已经厌烦透了。我到故国才三个月，就待腻了。一年前若有人告诉我，我会有这样的心情，我准会笑话他；可事实偏偏如此。天气叫我烦躁，寻常英国人的谈吐叫我反胃。我总没法充分活动筋骨，伦敦的种种消遣，又像在太阳底下放得没了气的苏打水一样乏味。“理查德·汉内，”我不住地对自己说，“你是掉错沟了，朋友，还是赶紧爬出来的好。”
想起过去几年在布拉瓦约打的那些算盘，我就直咬嘴唇。我已经挣下一笔钱——虽不是一大笔，对我却足够了；也想好了种种办法，要好好快活一番。我父亲在我六岁时带我离开苏格兰，此后我再没回过故乡；所以在我心目中，英格兰仿佛是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世界，我原打算在那里度过余生。
可从一开始，我就失望了。名胜看了约莫一个星期，我便厌了；不到一个月，下馆子、看戏、看赛马，也全都腻了。我没有一个真正合得来的朋友陪我四处走走，问题大概就在这里。请我到家里做客的人倒不少，可他们似乎对我没多大兴趣。随口问上一两句南非的事，便又谈起他们自己的事情。不少信奉帝国主义的太太请我喝茶，去见新西兰来的教师、温哥华来的编辑，那是最叫人扫兴的事。我才三十七岁，身强体健，钱也够我好好享受，却整天哈欠连天。我差不多已经拿定主意，要离开这里，回非洲南部草原去，因为整个联合王国就数我最百无聊赖。
那天下午，我拿投资的事缠着我的几位经纪人，为的是让脑子有点事可想。回家路上，我拐进自己入会的俱乐部——那地方其实是个小酒馆，接纳殖民地人作会员。我喝了一大杯酒，读了读晚报。报上满是近东的纷争，其中有篇文章谈到希腊首相卡罗利德斯。我对这人颇有好感。照各方面的说法看来，这台戏里，他似乎是唯一有分量的人物；而且他行事正派，这一点，其余那帮人大多就不配这么说了。我看出柏林和维也纳恨他恨得厉害，不过我们准备坚持支持他。有家报纸说，他是欧洲免遭末日大战的唯一一道屏障。我记得当时还想，自己能不能去那一带找个差事。阿尔巴尼亚那种地方，大概能让人顾不上打哈欠。
六点左右，我回了家，换好衣服，到皇家咖啡馆吃晚饭，又进了一家歌舞杂耍剧场。演出无聊得很，尽是蹦蹦跳跳的女人和长着猴子脸的男人，我没待多久就出来了。我步行回到波特兰广场附近租下的公寓，一路夜色晴朗。人群在人行道上从我身旁涌过，忙忙碌碌，交谈不休，我羡慕他们都有事情可做。这些女店员、小职员、时髦公子和警察，生活中都有点兴味，能让他们打起精神过日子。我给了一个乞丐半克朗，因为看见他打哈欠；他跟我同病相怜。到了牛津圆环，我仰望春夜的天空，发了个誓。我再给故国一天时间，看它能不能替我找点合适的事做；若是什么也没发生，我就搭下一班去开普的船。
我的公寓在兰厄姆广场后面一幢新楼的二楼。各户共用一道楼梯，入口处有门房和电梯工，不过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，各套公寓互不相通。我不喜欢佣人住在家里，便雇了个人，每天白天来照料我。他早上不到八点就来，晚上七点离开，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饭。
我正把钥匙往门锁里插，忽然发现身旁站着一个人。我没看见他走近，这么冷不丁冒出来，倒吓了我一跳。他身材瘦削，蓄着棕色短胡子，一双蓝色的小眼睛像钻子一样锐利。我认出他住在顶楼，有时在楼梯上碰见，我们会打个招呼。
“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”他说，“能让我进去待一会儿吗？”他竭力稳住声音，一只手不住地抓我的胳膊。
我打开门，示意他进去。他一跨过门槛，就直奔后面那间屋子，我平日抽烟、写信都在那里。随即他又冲了回来。
“门锁好了吗？”他急切地问，亲手扣上了门链。
“实在对不起，”他低声下气地说，“这样太冒昧了，可你看上去像个能体谅人的人。这一星期事情出了麻烦，我一直在想着你。你说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”
“我可以听你说说，”我说，“能答应你的就这么多。”这神经紧张的小个子举止古怪，已经让我有些不安。
他旁边的桌上有只托盘，摆着酒水。他给自己调了一杯很浓的威士忌苏打酒，三大口喝干，放下杯子时，竟把杯子磕裂了。
“失礼了，”他说，“今晚我有点慌神。是这么回事，我眼下碰巧已经是个死人了。”
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，点上烟斗。
“做死人是什么滋味？”我问。我几乎认定，面前是个疯子。
他憔悴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。“我没疯——还没有。先生，听我说，我一直在留意你，我觉得你很沉得住气。我也觉得你为人正直，敢放手一搏。我打算把事情告诉你。从来没人像我这样急需帮助，我想知道，能不能指望你帮忙。”
“先把你的事说来听听，”我说，“我再告诉你。”
他似乎鼓足了一身力气，便开始讲起一大通稀奇古怪的话。起初我听不明白，不得不打断他，问上几句。不过大意是这样的：——
他是个美国人，家乡在肯塔基州。大学毕业后，手头颇为宽裕，便出门周游世界。他写过些文章，给芝加哥一家报纸当过战地记者，还在欧洲东南部住了一两年。我听出他精通好几国语言，跟那一带各界的人也相当熟悉。他谈到许多人，口气很熟络，那些名字我记得在报上见过。
他告诉我，起初涉足政治是觉得有趣，后来却是身不由己。我看他是个精明又闲不住的人，凡事总要挖到根上。这一挖，却挖得比自己本想的深了一点。
我按自己所能听懂的，把他告诉我的讲出来。在各国政府与军队的幕后深处，有一场规模庞大的地下活动，由一些极危险的人操纵。他偶然碰上，便入了迷；再往下追查，自己也脱不了身了。我听来，参与其中的大多是那种受过教育、会发动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，不过旁边还有一批金融家，图的是钱。精明人在行情下跌时也能大赚一笔，挑起欧洲各国的争斗，对这两帮人都有好处。
他讲了几件稀奇的事，解开了我许多疑团——巴尔干战争中发生的种种，某个国家怎么突然占了上风，联盟为什么订立又撕毁，有些人为什么失踪，还有打仗的钱究竟从哪里来。整个阴谋的目的，是要让俄国和德国冲突起来。
我问为什么，他说那帮无政府主义者认为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有机会了。一切都会投入熔炉，他们盼着从中生出一个新世界。资本家则会大把捞钱，靠收购垮掉的产业大发其财。他说，资本既没有良心，也没有祖国。再说，背后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对俄国的恨，比对地狱还深。
“你觉得奇怪吗？”他嚷道，“他们受了三百年的迫害，如今该为那些反犹屠杀还账了。犹太人无处不在，可得顺着暗梯下到很深的地方，才找得到他。随便拿一家日耳曼人的大企业来说。你去同它做生意，头一个见到的总是一位von und zu某某亲王，风度翩翩的年轻人，英语讲得活像伊顿、哈罗公学里教出来的。可他根本做不了主。假如你的买卖够大，越过他再往里，就会碰上一个下巴前突、额头后缩的威斯特法伦人，举止跟猪一样。这就是叫你们英国报纸吓得直发抖的德国商人。不过，倘若你办的是最大宗的买卖，非见到真正的老板不可，那么十有八九，你会碰上一个坐在轮椅里的犹太人，小个子，脸色苍白，长着一双响尾蛇似的眼睛。是的，先生，如今就是他在统治世界。他一心要报复沙皇帝国，就因为他的姑妈在伏尔加河边某个小破地方遭人强暴，父亲又在那里挨过鞭子。”
我忍不住说，听起来，他那帮犹太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有些跟不上局势了。
“是，也不是，”他说，“他们是得了些手，可撞上了一样比金钱还厉害的东西，一样花钱买不来的东西，就是人那古老而原始的战斗本能。人若眼看要被杀了，便会弄出一面旗帜、一个国家来为之而战；只要活下来，就会渐渐爱上它。那些当兵的傻家伙已经找着了他们在乎的东西，把柏林和维也纳精心安排的好计划打乱了。不过，我那些朋友可远远还没打出最后一张牌。他们袖子里藏着一张王牌，除非我能再活一个月，否则他们就要把它打出来，赢下这一局。”
“可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”我插嘴道。
“Mors janua vitae，”他笑道。（我认得这句引文：我懂的拉丁文，差不多也就这几个字。）“这就要说到了，不过我得先让你明白许多别的事。我猜你只要看报，就听说过康斯坦丁·卡罗利德斯这个名字吧？”
我听了便坐直身子，因为就在那天下午，我才读过他的消息。
“就是他坏了他们的全盘打算。这里头，他是唯一有大才略的人，偏偏又为人正直。所以过去十二个月里，他们一直把他当作下手的目标。我查到了这一点——倒也不难，随便哪个傻瓜都猜得到。可我查明了他们准备用什么办法除掉他，知道这件事是要命的。所以我才不得不死。”
他又喝了一杯，这回是我亲手替他调的，因为我已经开始对这小个子感兴趣了。
“在他自己的国家，他们下不了手，因为他有一支伊庇鲁斯人卫队，那些人连剥自己祖母的皮都下得了手。可是六月十五日，他就要到这座城里来。英国外交部近来喜欢办国际茶话会，规模最大的一次就定在那天。卡罗利德斯算是头号贵宾，我那些朋友若是如愿以偿，他就再也回不到那些崇敬他的同胞身边了。”
“那倒很简单，”我说，“警告他，让他留在国内就是了。”
“那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？”他厉声问道，“他不来，他们就赢了，因为只有他能解开这个死结。可要是向他的政府发出警告，他就不会来，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，六月十五日那天押上的赌注有多大。”
“那英国政府呢？”我说，“他们总不会让自己的客人被人杀了。给他们透个信，他们会加倍戒备的。”
“没用。他们就算在你们这座城里塞满便衣侦探，把警力加上一倍，康斯坦丁也还是难逃一死。我那些朋友玩这一局，赌的可不是几块糖。他们要在一个大场合除掉他，让全欧洲的眼睛都盯着。他会死在一个奥地利人手里，而且会有充足的证据，表明维也纳、柏林的大人物在暗中纵容。当然，这统统是捏造的鬼话，可那些证据在世人眼里，却足以坐实他们的罪行。朋友，我说的可不是空话。这个歹毒圈套的每个细节我都清楚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自从波吉亚家族以来，还没有哪桩卑鄙勾当安排得这样周密。不过，只要六月十五日那天，有个熟知其中机关的人还活在伦敦这里，这桩事就成不了。那个人，就是在下富兰克林·P·斯卡德。”
我已经有点喜欢这小个子了。他的两颚像捕鼠夹一样咬紧，那双钻子般的小眼睛里燃着战斗的火焰。他若是在编故事骗我，这一套也演得够像。
“你是从哪儿探听到这件事的？”我问。
“起先是在蒂罗尔的阿亨湖边，一家旅店里听到一点风声。我这才着手查问，随后又在布达的加利西亚人区一家皮货铺里、维也纳的一家外侨俱乐部里，还有莱比锡拉克尼茨大街旁的一家小书店里，陆续搜集到别的线索。十天前，在巴黎，我终于搜集齐了证据。眼下我不能把细节全告诉你，这说来话长。等心里完全有了把握，我觉得该隐去行踪了，便绕了一个离奇的大圈子，来到这座城。我离开巴黎时，是个打扮花哨的法裔美国青年，从汉堡乘船出发时，已经成了犹太钻石商人。在挪威，我是个研究易卜生的英国学生，正在为讲课搜集材料；可离开卑尔根时，我却成了个做电影的，带着专拍滑雪的影片。我从利斯来到这里，口袋里揣着许多造纸木材的生意方案，准备拿给伦敦各家报社看。直到昨天，我还以为多少已经遮住了自己的行踪，心里挺高兴。后来……”
回想起来，他似乎又慌了神，便又灌了些威士忌。
“后来我看见有个人站在这幢楼外的街上。那些天我整日躲在房里，只等天黑才悄悄出去一两个钟头。我从窗口打量他一会儿，觉得自己认得他……他走进楼来，和门房说了话……昨晚散步回来，我在信箱里发现一张名片。上头印的那个名字，正是这世上我最不愿见到的人。”
我想，同伴眼里的神情、脸上那种毫无遮掩的恐惧，使我彻底信了他。我问他接下来怎么办时，自己的声音也紧了几分。
“我明白自己已经困得死死的，活像封在瓶里的腌鲱鱼，只有一条出路。我得死。那些追我的人只要知道我死了，就会重新睡起安稳觉来。”
“你怎么办到的？”
“我对伺候我的人说，我很不舒服，又把自己扮成一副快死的样子。这不难，我在改装上可有两下子。接着我弄来一具尸首——在伦敦，只要找对地方，尸首总是弄得到的。我把它装在一口大箱子里，放在一辆四轮马车的车顶运了回来，上楼回房时，还得由人搀着。你明白，我得给验尸庭多留些凭据。我上床躺下，让仆人给我调了一服安眠药水，然后就叫他走。他想去请医生，可我骂了几句，说我受不了那些吸血虫似的大夫。只剩我一个人时，我就动手打扮那具尸首。那人跟我个头一样，看样子是喝酒喝死的，所以我在屋里顺手够得着的地方摆了些烈酒。他跟我最不像的就是下巴，所以我用左轮枪把下巴轰掉了。我想明天总会有人来起誓，说自己听见过枪声，可我那一层又没邻居，我觉得可以冒险一试。于是我给尸首穿上我的睡衣，留在床上，左轮枪就搁在被褥上，周围弄得一塌糊涂。接着我穿上早就留着应急的一套衣服。我没敢刮胡子，怕留下痕迹；再说，想溜到街上去也根本无济于事。我整天都在想着你，看样子也只有向你求助了。我在窗口守着，等看见你回来，就悄悄下楼梯来找你……好了，先生，这件事我知道的，你差不多也全知道了。”
他坐在那里，像猫头鹰似的眨着眼，神经紧张得直打颤，却又抱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。到了这会儿，我差不多相信他是在跟我说实话了。这故事荒诞到了极点，可我生平听过不少离奇故事，到头来都证实是真的；我也一向重在看人，故事倒在其次。他若是想在我的公寓里落个脚，再把我的喉咙割断，大可以编个平淡些的故事。
“把你的钥匙给我，”我说，“我上去看看那具尸首。原谅我这么谨慎，可只要办得到，我总得核实一点。”
他懊丧地摇摇头。“我料到你会这么问，可钥匙不在我身上。拴在我的链子上，搁在梳妆台上。我非留下不可，不能留下任何惹人怀疑的破绽。追我的那帮人，个个眼睛都尖着呢。今晚你只能先信我一回，明天自然会得到证据，知道尸首这事确实不假。”
我想了片刻。“好，今晚我就信你一回。我会把你锁在这间房里，钥匙由我保管。不过有一句话，斯卡德先生。我信你是个正直人，可你如果不是，我得先提醒你，我用枪可是很拿手的。”
“那当然。”他说着，利落地跳起身来。“先生，我还没请教你的姓名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你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劳驾借我一把剃刀。”
我把他领进卧室，由他随意折腾。半小时后，走出来的那个人我几乎认不出来。只有那双钻子般锐利、透着饥渴的眼睛没变。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头发从中间分开，眉毛也修剪过。他的一举一动像受过军事操练，连那棕褐色的肤色在内，活脱脱是个在印度待了多年的英国军官。他还把一片单片眼镜夹进眼窝，话音里已经听不出半点美国腔。
“我的天！斯卡德先生——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“不是斯卡德先生，”他纠正道，“是第四十廓尔喀团的西奥菲勒斯·迪格比上尉，目前回国休假。劳驾记住这一点，先生。”
我在吸烟室替他铺好床，自己也上床睡了。这一个月来，我还没这么高兴过。就连这座被上帝遗忘的大都会，偶尔也还有点事会发生。
第二天早晨，我醒过来，听见仆人帕多克正在吸烟室门口闹得震天响。
帕多克是我从前在塞拉奎那边帮过一个忙的人。我一到英国，就把他拉来做了仆人。论好口才，他跟河马差不多，伺候人的本事也不高，可我知道他的忠心绝对靠得住。
“别闹了，帕多克，”我说，“我一个朋友，上尉——上尉”（我记不起名字了），“在里头借宿呢。去准备两个人的早饭，弄好了再来找我。”
我给帕多克编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故事，说我朋友是个大人物，工作过度，神经很差，必须彻底静养。谁也不能知道他在这里，否则印度事务部和首相准会来信来电，叫他应接不暇，休养就全毁了。我得承认，斯卡德到饭桌前演得真是精彩。他夹着单片眼镜，像个十足的英国军官那样盯着帕多克，问他布尔战争的事，还冲着我随口扯起一大堆子虚乌有的老朋友。帕多克怎么也学不会管我叫“先生”，对斯卡德倒是一口一个“先生”，仿佛少叫一声就要没命似的。
我留下报纸和一盒雪茄给他，自己到金融城去，直到午饭时才回来。一回来，电梯工便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。
“今天早上这儿可出了件不好的事，先生。十五号那位先生，开枪把自己给打死了。他们刚把人送到停尸房去。警察这会儿还在楼上呢。”
我上到十五号房，看见两名警察和一名督察正在忙着勘查。我问了几个傻问题，没多久就给他们赶了出来。接着我找到伺候过斯卡德的那个人，套了套他的话，可看得出，他半点也没起疑。这人说话哼哼唧唧，一脸哭丧相，半克朗便给了他不少安慰。
第二天，我去旁听验尸庭审。一家出版公司的合伙人出庭作证，说死者曾拿木浆生意的方案找过他，他相信此人是一家美国商行的代理人。陪审团裁定，死者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自杀，寥寥几件遗物都交给美国领事处理。我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告诉斯卡德，他听得兴趣盎然。他说，真希望自己也能去听这场验尸庭审，因为他想，那大概跟读到自己的讣告一样，够有滋味。
起头两天，他住在我后面那间屋里，很安静。他读读书，抽抽烟，在一本笔记本上记下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。每天晚上，我们下一盘国际象棋，他总把我杀得一败涂地。我想他是在调养精神，因为先前那一段经历着实难熬。可到第三天，我就看出他开始焦躁起来。他把直到六月十五日的日子列成一张表，每过一天，就拿红铅笔勾掉一天，旁边还用速记符号加上些备注。我常见他陷入沉思，那双锐利的眼睛茫然出神；每逢这么思量过后，他往往情绪十分低落。
接着，我看出他又渐渐紧张起来。他竖着耳朵听细小的动静，老问我帕多克信不信得过。有一两回，他很不耐烦，过后又为此道歉。我不怪他。我事事都体谅他，因为他担下的可是一桩相当棘手的差事。
使他不安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能否保全，而是他定下的计划能否成功。这个小个子从里到外都是一副硬骨头，找不出半点软弱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格外郑重。
“汉内，听我说，”他说，“我想应该再让你多知道一些这里头的事。我可不想就这么没了，连个接着斗下去的人也没留下。”说着，他便将先前只是约略提过的事情，一一告诉我。
我听得并不很专心。说实话，比起他讲的那些政治大事，他自己的冒险经历更使我感兴趣。我觉得卡罗利德斯和他的事情轮不到我管，一概留给他就是。所以他讲的许多事，我后来忘得一干二净。我记得他非常肯定，卡罗利德斯的危险要等到了伦敦才会开始，而且会来自最高层，来自人们想也不会去怀疑的地方。他提起一个女人的名字——朱莉娅·切切尼——说她跟那危险有关系。我听出她会做诱饵，把卡罗利德斯从卫兵的保护下引出去。他还谈起黑石，谈起一个说话咬舌头的人，又十分详尽地描述了一个人，每次提到那个人，他都要打个寒噤——那是个声音年轻的老人，能像鹰一样垂下眼皮，罩住双眼。
他也说了许多关于死的话。他急得要命，唯恐不能把事情办成，可对自己的性命却丝毫不在乎。
“我想，就像人累极了睡去，又在一个夏日醒来，干草的香气从窗口飘进来。早些年在蓝草乡间，每到这样的早晨，我总会感谢上帝。我想，等我在约旦河那一边醒来，也一样会感谢他。”
第二天，他快活多了，大半时间都在读“石墙”杰克逊的传记。我得为生意上的事见一位采矿工程师，就同他出去吃晚饭，大约十点半回来，正好赶得上睡前那盘棋。
我记得，推开吸烟室的门时，我嘴里叼着一支雪茄。房里没点灯，我觉得奇怪，心想斯卡德莫非已经上床了。
我按亮电灯，屋里却没有人。接着，我看见屋子那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，惊得雪茄从嘴里掉下来，浑身冒出冷汗。
我的客人四肢摊开，仰面躺着。一把长刀穿过他的心脏，将他钉在地板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