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人同舟
Jerome K. Jerome
第1章
三个病人——乔治和哈里斯的苦楚——身患一百零七种致命疾病——实用药方——治小儿肝病的办法——我们一致认定操劳过度，需要休息——到波涛起伏的大海上过一星期？——乔治提议游河——蒙特莫伦西提出异议——原议案以三比一的多数通过。
我们一共四个——乔治、威廉·塞缪尔·哈里斯、我，还有蒙特莫伦西。我们坐在我的房间里，抽着烟，谈论各自的情形有多糟——当然，我指的是身体状况。
我们都不大舒服，为此越来越不安。哈里斯说，他有时会头晕得出奇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；接着乔治说，他也会一阵阵地头晕，几乎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。至于我，是肝脏出了毛病。我知道是肝脏出了毛病，因为我刚看过一张治肝成药的广告单，上面详细列出各种症状，凭这些症状，人就能知道自己的肝脏是不是出了毛病。那些症状我全有。
说来也怪，每逢看见成药广告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断定，自己患的正是广告里说的那种病，而且已经到了最凶险的地步。广告上的诊断，似乎每回都与我有生以来有过的一切感觉完全吻合。
记得有一天，我去大英博物馆，查一查自己染上的一点小病该怎么治——想来是花粉热。我取下那本书，把要看的内容全看完了；接着，一时没多想，随手翻起书页，懒洋洋地研究起各种疾病来。我已经忘了最先一头钻进去的是哪种病——反正是一种骇人而又为祸惨烈的疫病——“先兆症状”还没扫到一半，我心里就认定，这病我确确实实已经得上了。
我吓得浑身僵硬，坐了好一会儿；后来绝望得百无聊赖，又翻起书来。翻到伤寒——读了症状——发现自己得了伤寒，准是得了好几个月，还一直蒙在鼓里——不知道自己还得了些什么；于是翻到圣维特舞蹈病——果然不出所料，这病我也有——便对自己的病例起了兴趣，决心彻底查个明白，于是按字母顺序从头查起——查了疟疾，得知我已染病，再过大约两个星期，就要进入急性期。我很欣慰地发现，我得的布赖特氏病只是轻症，单就这病而言，我兴许还能活上好几年。霍乱我也有，还带着严重的并发症；白喉似乎是我生来就有的。我认认真真，不辞辛苦地把二十六个字母从头查到尾，最后能够断定自己没得的病，只有女佣膝。
起初我颇感委屈，觉得这多少是一种怠慢。为什么我没得女佣膝？为什么偏偏在这一项上厚此薄彼？不过，过了一会儿，不那么贪心的念头占了上风。我想到，药物学里其余一切已知的疾病，我样样都有，便不再那么自私，决定没有女佣膝也罢。痛风似乎早在我不知不觉间就缠上了我，而且已到了最凶险的阶段；发酵性传染病，显然从童年起就一直在折磨我。发酵性传染病后面再没别的疾病，我便断定，自己再没有其他毛病了。
我坐着沉思起来。我想，从医学的角度看，我的病例一定很有意思，医科班上有了我，该是多大的收获！有我在，学生们根本不必“到医院见习”。我一个人就是一所医院。他们只消绕着我走上一圈，之后便可以领文凭了。
接着，我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我试着给自己检查一番。我摸了摸脉。起先，什么脉搏也摸不着。后来猛然间，它似乎开始跳了。我掏出表来计时，数下来是一分钟一百四十七下。我又试着摸摸心脏。摸不着。心脏停跳了。后来，我倒是相信了，心脏一定始终都在那里，也始终在跳，可这事我解释不来。我把身体正面拍了个遍，从我称作腰的那个部位，一直拍到脑袋，又向两侧绕过去一些，后背也往上拍了一点。可是什么也摸不着，也听不见。我又想看看舌头。我尽可能把它伸长，闭上一只眼，拿另一只眼细看。我只能看见舌尖，凭这一点，除了比先前更确信自己得了猩红热，也得不出别的结论。
我走进那间阅览室时，还是个健康快活的人。我爬出来时，已成了个衰弱不堪的废人。
我去找平常给我看病的医生。他是我的老朋友，每逢我觉得自己有病，他就替我摸摸脉，看看舌头，再聊聊天气，分文不取。所以我想，这一回去找他，也算帮他一个忙。我说：“医生需要的，就是多看病人。我就让他看。他看我一个，得到的诊治经验，比看一千七百个寻常病人还多，那些人每人不过一两种病。”于是我径直去见了他，他问：
“嗯，你哪儿不舒服？”
我说：
“亲爱的伙计，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，细说我都得了什么病了。人生短促，没等我说完，你可能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哪些病是我没有的。我没得女佣膝。我为什么没得女佣膝，没法告诉你；可事实是，我确实没得。其余的病，我全有。”
我便把自己如何发现这一切的经过告诉了他。
然后，他掰开我的嘴，往里看了看，攥住我的手腕，接着趁我不备，朝我胸口打了一下——要我说，这是胆小鬼的行径——紧接着又拿脑袋侧面撞了我一下。随后，他坐下来，开了一张药方，折好递给我。我揣进衣袋，就走了。
我没有打开。我把它拿到最近的一家药房，递了进去。那人看完，又把药方还给了我。
他说，店里没备这种东西。
我说：
“你是药剂师吧？”
他说：
“我是药剂师。要是我兼开合作社商店和家庭旅馆，也许能效劳。只当药剂师，未免束手束脚。”
我打开药方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“一磅牛排，配一品脱苦啤酒，
每六小时一次。
每天早晨步行一次，十英里。
每晚十一点整，床一张。
还有，别往脑袋里塞你不懂的东西。”
我照方行事，结果十分圆满——就我自己而言——我这条命保住了，而且到现在还活着。
说回眼下这张治肝成药的广告单，毫无疑问，上面说的症状我都有，其中最主要的一项，就是“对任何工作都提不起兴致”。
我因此受的罪，真是言语难以形容。从婴儿时起，我就饱受它的折磨。小时候，这病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我。那时候，他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我的肝脏。医学远不如今天发达，他们总把这归咎于懒惰。
他们会说：“喂，你这躲懒的小鬼，你就不能起来干点活，挣口饭吃吗？”——当然，他们不知道我有病。
他们不给我药丸，却照着我脑袋侧面来几下。说也奇怪，脑袋上挨这几下，往往就能治好我的病——暂时的。我亲身领教过，脑袋上挨一下，对我的肝脏比现在一整盒药丸还见效，更能叫我巴不得立刻就去把该做的事做了，一点工夫也不再耽误。
你看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——那些简单的老法子，有时比药房里那些药都管用。
我们在那里坐了半个钟头，互相诉说各自的疾病。我向乔治和威廉·哈里斯讲了我早晨起床时的感受，威廉·哈里斯告诉我们他上床睡觉时的感受；乔治则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，来了一段精彩而有力的表演，演给我们看他夜里是什么滋味。
乔治以为自己有病；可你知道，他其实从来什么毛病也没有。
这时，波佩茨太太敲门，问我们可准备好吃晚饭了。我们彼此惨然一笑，说想来还是勉强吞一点的好。哈里斯说，肚子里有点东西，常常能把病情压住；于是波佩茨太太端着托盘进来，我们挪到桌边，随便吃了点牛排和洋葱，还有些大黄馅饼。
那时我一定十分虚弱；因为我记得，吃了大约半个钟头以后，我似乎就对食物全没了兴致——这对我可不寻常——连奶酪都不想要了。
尽过这番义务，我们重新把杯子斟满，点起烟斗，继续讨论健康问题。我们谁也说不准究竟得的是什么病；不过，大家的意见倒很一致：这病——不管是个什么病——都是操劳过度招来的。
“我们需要的是休息。”哈里斯说。
“休息，再彻底换个环境。”乔治说，“我们的大脑负担过重，致使全身机能普遍低落。换换景致，不必再思考问题，就能恢复精神上的平衡。”
乔治有个表亲，起诉书上通常都把他的身份写作医科学生，所以乔治说起话来，自然颇有几分家庭医生的口吻。
我赞同乔治，提议找个幽僻而古风犹存的地方，远离喧嚣的人群，在那昏昏欲睡的小径间做着梦，消磨掉阳光明媚的一周——找一处几乎已被遗忘的小角落，仙子把它藏了起来，喧闹的尘世无从触及——找一座高踞在时光峭壁上、别有风致的鹰巢，十九世纪的汹涌波涛，传到那里便只剩下微弱遥远的声响。
哈里斯说，他觉得那会闷得慌。他说他知道我指的是哪种地方：人人晚上八点就上床，不管你出多少钱、费多大劲，也弄不到一份《裁判报》，要买点烟丝还得走十英里。
“不，”哈里斯说，“要想休息，换个环境，什么也比不上海上旅行。”
我坚决反对海上旅行。要是能去两个月，海上旅行对人确实有益；可要是只去一个星期，那简直是罪过。
星期一启程，心里满怀着好好玩一场的念头。你朝岸上的小伙子们潇洒地挥手告别，点起最大的一支烟斗，在甲板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，仿佛自己集库克船长、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和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于一身。到了星期二，你后悔来了。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，你巴不得自己死了。到了星期六，你能咽下一点牛肉清汤，能起身坐在甲板上；好心人问你现在怎么样，你也能回报一个苍白而温柔的微笑。星期日，你开始又能走动，吃固体食物。等到星期一早晨，你手提旅行袋和雨伞，站在船舷上缘旁，等着上岸时，却开始打心底里喜欢这趟旅行了。
记得我有个姻兄弟，有一回为了养身，去作了一次短途海上旅行。他订了从伦敦到利物浦的往返舱位；到了利物浦，心里唯一急着办的事，就是把回程票卖掉。
听说，他在城里到处兜售，价钱压得极低；最后以十八便士卖给一个脸色发黄的年轻人，给那人看病的医生们刚刚劝他到海边去，多活动活动。
“海边！”我那位姻兄弟说着，亲亲热热地把船票塞进他手里，“嘿，这一趟就够你受用一辈子的了；至于活动！嘿，你坐在那条船上，比在陆地上翻跟头活动得还多。”
他本人——就是我那位姻兄弟——是坐火车回来的。他说，对他而言，西北铁路已经够有益健康的了。
我还认识一个人，有一回沿海岸坐船旅行一个星期。开船以前，船上的侍者来问他，伙食费是吃一顿付一顿，还是事先把全程的饭食包下来。
侍者劝他包下来，说这样要便宜得多。他说，整个星期，收他两英镑五先令就行。早餐先上鱼，再上一道烤肉。午饭一点钟，有四道菜。正餐六点钟——汤、鱼、entrée、大块肉、禽肉、沙拉、甜点、奶酪和餐后果品。晚上十点，还有一顿简单的肉食夜宵。
我那位朋友想，就定下这份两英镑五先令的伙食吧（他饭量很大），于是便定了。
午饭端上来时，船刚好驶到希尔内斯附近海面。他并不像原先以为的那么饿，因此只吃了点煮牛肉和草莓配奶油，就算满足了。那天下午，他想了许多，一会儿觉得自己几个星期以来吃的全是煮牛肉，一会儿又觉得，自己准是靠草莓配奶油过了好些年。
牛肉和草莓配奶油似乎也都不大痛快——像是有什么不满。
六点钟，有人来告诉他，正餐好了。这消息丝毫没能叫他振奋，可他觉得，那两英镑五先令总还得吃回来一点，便抓着绳索和别的东西，撑着走下去。一到梯子底下，一股洋葱和热火腿的香气混着煎鱼和青菜的味道，迎面扑来；接着侍者走过来，满脸油滑的笑容，问道：
“先生，您想来点什么？”
“把我从这儿弄出去。”他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于是他们赶紧把他架上去，在下风处扶他靠好，就把他留在那里。
接下来的四天，他靠薄薄的船长饼干（我是说饼干薄，不是船长瘦）和苏打水，过着简朴而清白的生活；但快到星期六的时候，他便自命不凡起来，喝起淡茶，吃起干烤面包；到了星期一，更是放开肚皮灌起了鸡汤。星期二，他下了船，轮船驶离码头时，他满怀惋惜地目送它远去。
“瞧，它走了，”他说，“它就这么走了，船上还有值两英镑的饭菜，是我的，我还没吃呢。”
他说，要是他们再给他一天，他想自己就能把本钱吃回来了。
所以，我坚决反对海上旅行。我也说明了，并不是为我自己。我从来不晕船。可我担心乔治。乔治说，他准保没事，而且还会挺喜欢呢，不过他劝哈里斯和我打消这个念头，因为他敢肯定，我们俩都会晕船。哈里斯说，就他而言，他一向想不通，人怎么会在海上晕船——他说，他觉得人们准是装腔作势，故意要晕——他说，他常常巴不得自己也晕一回，却怎么也晕不成。
接着，他给我们讲了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故事，那时海上风浪大得乘客都得绑在铺位上，整条船上只有他和船长两个活人不晕船。有时不晕的是他和二副；不过通常总是他加上另外一个男人。要不是他和另一个男人，那便只有他一个人。
有个很奇怪的事实：谁也不晕船——在陆地上的时候。在海上，你会遇见不少晕得厉害的人，一船一船都是；可到了陆地上，我至今还没见过一个人，说自己曾经尝过晕船是什么滋味。那成千上万、挤满各条船的晕船人，到了陆地上究竟躲到哪里去了，实在是个谜。
要是多数人都像我有一回在去雅茅斯的船上见到的那个人，这桩看似难解的谜，我倒很容易解开。我记得，当时船就在绍森德码头附近，一个人从一扇舷窗向外探着身子，姿势十分危险。我走过去，想救救他。
“喂！往里来一点，”我抓住他的肩膀摇着说，“你要掉下海了。”
“哎呀！我倒巴不得呢。”我只能得到这么一句回答，只好把他留在那儿。
三个星期后，我在巴斯的一间旅店餐厅里遇见了他，他正谈着自己历次航海的经历，兴致勃勃地大讲自己有多爱大海。
“不晕船！”他回答一个温和的年轻人那满含羡慕的询问时说，“嗯，我承认，倒确实有一回，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那是在合恩角附近的海上。第二天早晨，船就失事了。”
我说：
“有一天，在绍森德码头附近，你不是也有点晕，还巴不得人家把你扔下海去吗？”
“绍森德码头！”他一脸困惑地问。
“对，三个星期前的星期五，去雅茅斯的路上。”
“哦，啊——是的，”他神色一亮，答道，“我现在想起来了。那天下午我确实头疼。是腌菜的缘故，你知道。在像样的船上，我还从没吃过比那更不像话的腌菜。你吃了没有？”
我自己倒发现了一个防晕船的妙法，就是让身体保持平衡。你站在甲板中央，随着船身的升降颠簸挪动身体，好让自己一直保持直立。船前头抬起来，你就朝前倾，直到甲板几乎碰着鼻子；船后头抬起来，你就往后仰。这样来上一两个钟头还行，可你总不能一连一个星期都这么保持平衡。
乔治说：
“咱们沿河往上游去吧。”
他说，我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，锻炼身体，享受清静；景致不断变换，可以让我们的脑子有事可做（哈里斯那点脑子也算在内）；辛苦出力，还能使我们胃口大开，睡得香甜。
哈里斯说，他觉得乔治不该做任何能使他比平日更贪睡的事，那样可能很危险。他说，他实在不明白，乔治怎么还能比现在睡得更多，一天毕竟只有二十四小时，冬夏都一样；不过他想，乔治要是真再多睡一点，倒不如死了算了，还能省下食宿费。
不过，哈里斯说，去河上正合他意，恰合一个“T”字。我不知道“T”是个什么东西（六便士一份的那种茶除外，配有黄油面包和蛋糕，ad lib；如果你没吃正餐，这价钱很划算）。不过，它似乎合所有人的意，这一点倒很值得称道。
这主意也正合我意，恰合一个“T”字，哈里斯和我都说，乔治这个主意真不错；可我们的口气，不知怎的，似乎暗含着惊讶，仿佛想不到乔治居然也能说出这么明白的话。
只有蒙特莫伦西不觉得这主意有什么好。蒙特莫伦西啊，它从来就不喜欢到河上去。
“你们几个倒是挺好，”它说，“你们喜欢，可我不喜欢。我没事可干。风景这东西，我没兴趣，我也不抽烟。我要是看见一只老鼠，你们也不肯停船；我要是睡着了，你们又把船乱折腾一通，把我颠下水。要问我的意见，我说这整件事都是讨厌的瞎胡闹。”
不过，我们以三比一占了多数，议案通过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