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号星期四
G. K. Chesterton
第1章：藏红花公园的两位诗人
藏红花公园在伦敦西郊，正是夕阳落下的那一边，红艳而参差，宛如一片晚霞。那里的房屋一色用鲜亮的砖砌成，屋顶勾出的天际线离奇古怪，连平面布局也毫无章法。这是一个略沾艺术气的投机建筑商一时兴起的手笔；他有时称那建筑为伊丽莎白式，有时又称为安妮女王式，显然以为两位君主是同一个人。人们称这里为艺术家聚居地，倒也不无道理，尽管这里从未创作出任何确切可称为艺术的东西。不过，它自命为思想中心，凭据虽然有些含糊；自称是个宜人的地方，却丝毫不容置疑。初来的陌生人头一回看见那些奇巧的红屋子，只会暗想：能住进这种房子的人，身形该有多么古怪。及至见了居民，在这一点上他也并不失望。只消把这里看作梦境，而非骗局，这地方便不止可爱，简直完美。即便居民算不上“艺术家”，整个地方却仍然富于艺术意味。那个蓄着赤褐色长发、满脸放肆的年轻人——他其实不是诗人，可他分明就是一首诗。那位白胡子乱蓬蓬、白帽子也乱蓬蓬的老绅士——那位可敬的老骗子其实不是哲学家，可至少能引得别人思考哲学。还有那位科学界的绅士，秃头活像鸡蛋，光脖子活像鸟颈，其实也没有资格摆出那一身科学派头。他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新发现；可他又能发现什么生物，比他本人更加稀奇呢？这整个地方，只能这样看待，也只有这样看才恰当：与其说是供艺术家创作的工场，不如说是一件脆弱却完整的艺术品。一个人置身于这里的交际场中，会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出写在纸上的喜剧。
尤其到了暮色将合的时候，那种迷人的虚幻之感便笼罩了这里：夸张的屋顶映着余晖，成了一片黑影，整个疯癫的村落仿佛一朵浮云，孤悬于世。逢到当地那些欢庆的夜晚，这种感觉又更强烈；小花园里往往点起灯火，硕大的中国灯笼在矮树间发亮，宛如某种凶猛的怪果。而在某一个夜晚，这种感觉达到了极致，当地至今还留有依稀的记忆；那晚的主角，便是那位赤褐头发的诗人。他做主角的夜晚，当然绝不止那一次。许多个夜晚，路过他那小小后花园的人，都能听见他用高亢的训诲口吻向男人、尤其向女人宣讲不容置辩的道理。女人在这种场合的态度，实在也是此地的一个悖论。她们大多属于那一类被含混地称作解放女性的人，都声称对男性至上有些异议。然而，这些新女性总会给男人一种过分的恭维，是任何普通女人从来不给的：男人说话的时候，她们竟会听。红发诗人卢西恩·格雷戈里先生，也的确是个值得听听的人——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即便听完只为一笑。他把艺术的无法无天与无法无天的艺术那一套陈词滥调，讲得放肆而新鲜，至少能给人片刻的愉悦。他那引人注目的奇异相貌也帮了些忙，用俗话说，他把这副相貌的用处发挥到了极点。他的深红色头发从中间分开，简直同女人的一样，鬈成一道道舒缓的弧线，仿佛前拉斐尔派画中的贞女。然而，从这近乎圣洁的椭圆形轮廓中，却猛然突出来一张宽阔而凶悍的脸，下巴向前翘着，带着伦敦市井的轻蔑。这副组合既撩拨着那些神经过敏的居民，又吓着他们。他仿佛是亵渎神明的活化身，天使与猿猴合成了一身。
那个夜晚，即便别无可记之处，当地人也会记得那场奇异的落日。那景象宛如世界末日。整个天空仿佛都覆着色泽鲜明、伸手可触的翎羽；你只能说，满天都是羽毛，那羽毛近得几乎拂到人的脸。穹顶的大半是灰色的羽毛，染着极其奇异的紫罗兰色、淡紫色，还有不自然的粉红或浅绿；但到了西边，一切就都难以形容了，通透而炽烈，最后那几簇烧红的翎羽遮住了太阳，仿佛那是太美好、不容人窥见的东西。整片天空如此紧贴大地，只透着一种强烈的隐秘之感。连最高的天穹也仿佛成了一个秘密。那是一种辉煌的狭小，正是乡土之爱的灵魂。连天空本身似乎都小了。
我是说，有些居民即便只为了那片压抑的天空，也可能记得那个夜晚。另一些人记得它，或许因为藏红花公园的第二位诗人正是在那晚初次露面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那位红发革命者独占鳌头，无人匹敌；就在那落日之夜，他的独处忽然结束了。新来的诗人自报姓名，叫加布里埃尔·赛姆，是个看上去十分温和的人，留着浅色的尖胡须，头发淡黄。不过，大家渐渐觉得，他并不像外表那样温顺。他一来就露了锋芒，对诗歌的整个本质，与早已在此立足的诗人格雷戈里持不同意见。他说，他自己——赛姆——是法律的诗人，秩序的诗人；不，他还说自己是体面的诗人。于是，藏红花公园所有的人都望着他，仿佛他刚从那片不可思议的天空里掉下来。
事实上，那位无政府主义诗人卢西恩·格雷戈里先生，当真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。
“倒也难怪，”他忽然用抒情的腔调说，“在这样一个云气翻涌、色彩惨烈的夜晚，人间会降生一位体面的诗人，倒也难怪。你说你是法律的诗人；我说，你这称号根本就自相矛盾。我只奇怪，你出现在这花园的那一夜，怎么没有彗星，也没有地震。”
那个有着温顺蓝眼睛和浅色尖胡须的人，以一种恭顺而庄重的神情，承受着这番雷霆之声。三人中的另一个，是格雷戈里的妹妹罗莎蒙德；她有着与哥哥一样的红色发辫，发辫下的脸却和善些。她笑起来，既有赞赏，又不以为然，平日对家里这位先知，她向来就是这副态度。
格雷戈里兴致勃勃，又用高亢的演说腔调说下去。
“艺术家与无政府主义者是一回事，”他叫道，“这两个词，无论放在哪里都可以对调。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艺术家。扔炸弹的人是艺术家，因为他把一个伟大的瞬间看得比一切都重。他看得出，一道炽烈的闪光、一声完美的雷鸣，比几个身形难看的警察那几副寻常肉身要珍贵得多。艺术家无视一切政府，废除一切成规。诗人只以混乱为乐。要不是这样，世上最有诗意的东西就该是地下铁道了。”
“本来就是，”赛姆先生说。
“胡说！”格雷戈里说，别人一讲起悖论，他就变得十分讲理。“为什么火车上的职员和筑路工人看着都那么忧愁、那么疲倦，那么忧愁，那么疲倦？我来告诉你。因为他们知道，火车走的是正确的路线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车票买到哪里，就一定会到哪里。因为过了斯隆广场，他们就知道，下一站必定是维多利亚，除了维多利亚，哪儿也不会是。啊，要是下一站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贝克街，他们该多么狂喜！眼睛会像星星一样闪亮，灵魂又重回伊甸园！”
“没有诗意的人恰恰是你，”诗人赛姆答道，“你对职员说的那些话若是实情，他们最多也不过像你的诗一样索然无味。命中目标才是罕有而奇妙的事；射不中才是粗陋而平常的事。人用一支疾飞的箭射中远方的鸟，我们便觉得那有史诗的气魄。人驾着一辆狂奔的机车直抵远方的车站，不也一样有史诗的气魄吗？混沌才乏味；因为在混沌之中，火车的确哪里都能去，贝克街也好，巴格达也好。可人是魔法师，他全部的魔法就在于，他说维多利亚，瞧！到的就是维多利亚。不，拿走你那些只有诗歌和散文的书吧；让我含着自豪的泪水去读一张时刻表。拿走你的拜伦吧，他记录的是人类的败绩；给我布拉德肖，他记录的是人类的胜利。给我布拉德肖，我说！”
“你非走不可了吗？”格雷戈里讥讽地问。
“我告诉你，”赛姆激动地说下去，“每逢一列火车进站，我都觉得，它刚冲破了攻城者的炮阵，而人类又打赢了一场与混沌的战役。你不屑地说，离开斯隆广场，就一定会到维多利亚。我却说，原本还可以有一千种别的走法；每逢我真到了那里，都有种侥幸脱险的感觉。当我听见列车员喊出‘维多利亚’，那不是个毫无意义的字眼。在我听来，那是传令官宣告大捷的呼声。在我心里，那确实是‘维多利亚’；那是亚当的胜利。”
格雷戈里摇摇他那颗沉甸甸的红发脑袋，缓缓露出一丝悲哀的微笑。
“可即便如此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诗人总还要问一句：‘既然到了维多利亚，维多利亚又算什么呢？’你以为维多利亚像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却知道，新耶路撒冷也不过会像维多利亚。不错，诗人即便走在天堂的街道上，也会不满足。诗人永远在反抗。”
“又来了，”赛姆不耐烦地说，“反抗有什么诗意？你不如说晕船也有诗意。呕吐也是一种反抗。在某些危急关头，呕吐也好，反抗也好，没准都有益处；可打死我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诗意。抽象的反抗——只叫人反胃。无非是呕吐。”
那姑娘听到这个不快的字眼，微微蹙了一下眉；赛姆却说得正起劲，没去留意她。
“事情顺顺当当，才有诗意！”他叫道，“就说我们的消化吧，它神圣而静默，运作顺畅，这就是一切诗歌的根基。不错，最有诗意的，比花更有诗意，比星辰更有诗意——世上最有诗意的事，就是不呕吐。”
“说真的，”格雷戈里傲慢地说，“你挑的这些例子——”
“对不起，”赛姆冷峻地说，“我忘了，我们已经废除一切成规了。”
格雷戈里的额头上头一回泛起一块红晕。
“你总不至于指望，”他说，“我就在这块草坪上革社会的命吧？”
赛姆直视他的眼睛，甜甜一笑。
“不，我不指望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想，你要真拿你的无政府主义当回事，恰恰就会这么做。”
格雷戈里那双牛一般的大眼睛忽然眨动起来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；几乎让人以为，他那一头红鬃毛都竖起来了。
“那么，你不认为，”他说，声音里透着凶险，“我对无政府主义是认真的？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赛姆问。
“难道我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认真的？”格雷戈里攥紧拳头，叫道。
“老兄！”赛姆说，随即信步走开了。
他发现罗莎蒙德·格雷戈里仍陪在身旁，惊讶之余，又有种异样的欢喜。
“赛姆先生，”她说，“像你和我哥哥这样说话的人，心里常常真是那么想的吗？你现在说的这些，真是那么想的吗？”
赛姆笑了。
“你呢？”他问。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那姑娘问，目光认真。
“亲爱的格雷戈里小姐，”赛姆温声说，“真诚有许多种，不真诚也有许多种。人家递盐给你，你说‘谢谢’，真是发自内心的吗？不是。你说‘世界是圆的’，真是发自内心的吗？不是。那话是真的，却并非发自你的内心。可有时候，像你哥哥那样的人，确实会找到一件自己真心认定的事。那也许只含着一半真理、四分之一真理、十分之一真理；可他会说出超出本意的话——就因为他太当真了。”
她从平直的眉下望着他，面容严肃而坦诚，此时又蒙上了那种不问缘由的责任感的阴影。即便最轻浮的女人，内心深处也有这份责任，那是与世界同样古老的母性守望。
“那么，他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？”她问。
“按我刚才那番道理说，他才算是，”赛姆答道，“或者，你要愿意，就把那番道理叫作胡说吧。”
她蹙起那两道宽阔的眉，突然问道——
“他不会真去用——炸弹，或是那一类东西吧？”
赛姆放声大笑，那笑声之大，仿佛他那纤瘦而打扮略显花哨的身躯都容纳不下。
“上帝啊，不会！”他说，“那种事可是要匿名干的。”
听了这话，她的嘴角也不禁绽开笑意；想到格雷戈里如此荒唐，又想到他并无危险，两样都使她欢喜。
赛姆陪她信步走到花园角落的一张座椅旁，继续倾吐自己的见解。因为他为人真诚，尽管表面上有些矫饰，骨子里却很谦逊。而话太多的，总是谦逊的人；自负的人把自己看得太紧。他为体面辩护，言辞激烈而夸张。赞美起整洁与得体，他也情绪激昂。四下里始终弥漫着丁香的香气。有一回，他隐约听见远处某条街上，一架手摇风琴开始奏乐；他觉得，自己的豪言壮语仿佛正随着一支小曲流转，那小曲来自世界之下，或是世界之外。
他望着姑娘的红发和带笑的脸，说个不休，自觉不过几分钟；后来想到，这种场合总该在各拨客人之间走动走动，便站起身来。令他惊讶的是，整座花园竟已空了。大家早已离去，他也匆匆致歉告辞。离开时，他脑子里仿佛有一股香槟的醉意，后来他也解释不出那是怎么回事。此后发生的那些疯狂事件，这个姑娘全不曾参与；直到他的整个故事结束，他才再见到她。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在他往后所有疯狂的历险中，她总一再浮现，如同乐曲中的一个主题；她那奇异头发的光彩，像一根红线，穿过那一幅幅幽暗、图样拙劣的夜的挂毯。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太不近情理，说是一场梦，也完全说得过去。
赛姆走进星光下的街道，一时只见空无一人。随后，他不知怎么觉察到，那寂静是活的，并非死寂。门口正立着一盏路灯，灯光给他身后斜伸出篱笆的树叶镀上一层金色。离灯柱约一英尺远，站着一个人影，几乎和灯柱一样僵直，一动不动。高顶礼帽和长礼服都是黑的；脸隐在一道突兀的阴影里，也几乎一般黑。只有逆光中那一圈火焰般的头发，加上姿态里咄咄逼人的意味，才让人认出那是诗人格雷戈里。他颇像个蒙面的凶徒，手里握着剑，正等候仇人。
他迟疑地行了个礼，赛姆还礼的姿势比他郑重些。
“我在等你，”格雷戈里说，“能同你谈一会儿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。谈什么？”赛姆略带诧异地问。
格雷戈里挥起手杖，朝灯柱敲了一下，又朝树敲了一下。“谈的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”他叫道，“谈的是秩序与无政府主义。瞧，你那宝贵的秩序，就是这根瘦削的铁灯柱，丑陋而贫瘠；那边才是无政府主义，繁盛，鲜活，自行繁衍——那就是无政府主义，绿与金的色彩，灿烂辉煌。”
“话虽如此，”赛姆耐心地答道，“至少眼下，你能看见树，全靠灯光。我倒想知道，什么时候你能借着树的光看见灯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不过，容我问问，你一直站在外头的黑暗里，就只为接着咱们那点小争论吗？”
“不！”格雷戈里叫道，声音沿街回荡，“我站在这里，是要永远结束咱们的争论，不是接着争下去。”
四下又安静下来。赛姆虽一点也不明白，却本能地凝神细听，等着听什么正经事。格雷戈里开了口，语调平缓，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微笑。
“赛姆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晚上，你做成了一件颇不寻常的事。你对我做的这件事，天下凡女人所生，还没有一个人做到过。”
“当真！”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格雷戈里沉吟着说下去，“还有一个人做到过。绍森德一条票价一便士的汽船的船长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）。你把我惹恼了。”
“我很抱歉，”赛姆郑重地答道。
“只怕我的愤怒和你那番侮辱都太骇人，连道歉也抹不掉，”格雷戈里十分平静地说，“任何决斗都洗刷不了。就是我把你打死，也洗刷不了。只有一条路能洗刷那番侮辱，我选的就是这条路。我将冒着赔上性命和名誉的危险，向你证明，你那番话说错了。”
“我说的那番话？”
“你说我做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认真的。”
“认真也有深浅，”赛姆答道，“我从未怀疑你在这层意思上是全然真诚的：你觉得自己说的话很值得一说，也觉得一句悖论兴许能唤醒人们，让他们看见一条被忽略的真理。”
格雷戈里定定地望着他，目光里带着痛苦。
“除此以外，”他问，“你就不认为我是认真的了？你觉得我不过是个flâneur，偶尔随口说出点真理。你不相信，我的认真还有更深、更关乎生死的一层。”
赛姆用手杖狠狠敲了一下石铺的路面。
“严肃！”他叫道，“天哪！这条街严肃吗？这些该死的中国灯笼严肃吗？这一整堆玩意儿严肃吗？一个人到这里来，胡说八道一大通，兴许也夹着一点道理；可一个人若不在自己的生活深处留着些比这些谈话更严肃的东西，我可真要瞧不起他——更严肃的东西，不管是信仰，还是不过是喝酒。”
“很好，”格雷戈里说，脸色沉了下来，“你会看见比喝酒或宗教都更严肃的东西。”
赛姆站着等候，神色一如往常温和，直到格雷戈里又开了口。
“你刚才说自己有宗教信仰。你当真有吗？”
“噢，”赛姆笑容满面地说，“我们如今全是天主教徒了。”
“那么，可以请你以你信仰里的神明或圣徒起誓，不把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透露给亚当的任何一个子孙，尤其不告诉警察吗？你肯起这个誓吗！你若肯接受这可怕的自我约束，肯起一个你本不该起的誓，知晓一些你连梦也不该梦到的事，让灵魂背上这两重负担，我就答应你，给你一个回报——”
“你答应给我什么回报？”见对方停住不说，赛姆问道。
“我答应让你过一个十分有趣的夜晚。”赛姆忽然摘下帽子。
“你这提议，”他说，“荒唐得叫人没法拒绝。你说诗人总是无政府主义者。我不同意；不过，我希望他至少是个玩得起的人。容我此时此地，以基督徒的身份起誓，也以好同志和艺术同道的身份保证，不论这究竟是什么事，我绝不向警察透露半点。那么，以科尔尼哈奇疯人院的名义问一句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，”格雷戈里神色安详，答非所问地说，“咱们叫辆出租马车吧。”
他吹了两声长长的口哨，一辆双轮出租马车便沿街辘辘驶来。两人一声不响地上了车。格雷戈里隔着车顶的小窗报出一个地址，是河边奇西克一带一家不起眼的酒馆。马车又飞快地驶去，这两个怪人便乘着车，离开了他们那怪诞的小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