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真年代
Edith Wharton
第1章
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一个一月的夜晚，克里斯蒂娜·尼尔松正在纽约音乐学院歌剧院演唱《浮士德》。
那时已经有人议论，要在城里远得很的“四十几街以北”建一座新歌剧院，耗资之巨、气派之盛，都要同欧洲各大首都的歌剧院一较高下；不过，时髦的社交界仍心满意足，每逢冬季便重聚在音乐学院歌剧院那些陈旧的红金两色包厢里，这座老剧院很宜于交游。守旧的人珍爱它，正因为它狭小而不方便，足以把“新贵人家”挡在门外；纽约已开始对这些人既心存戒惧，又不免受到吸引。恋旧的人舍不得它，是因为它承载的往事；爱乐的人则看重它出色的音响效果，偏偏在专为听音乐而建的厅堂里，这一点总是难以保证。
这是尼尔松夫人那年冬天首次登台，前来听她演唱的，正是各家日报已经学会称作“格外光彩夺目”的那班观众。他们穿过积雪湿滑的街道，或坐自家的布鲁厄姆式四轮马车，或坐家里宽敞的兰道式四轮敞篷马车，也有坐稍逊一等却更方便的“布朗车行的双座厢式马车”的。坐布朗车行的双座厢式马车来听歌剧，几乎同坐自家马车一样体面；散场时也坐这种车，更有一桩极大的好处：只消拿民主原则打趣几句，便可抢上车队里排在最前头的那辆布朗车行的马车，不必等自家车夫那只被寒冷和杜松子酒弄得充血的鼻头，在音乐学院歌剧院的门廊下闪出亮光。这位大车行老板有一桩极为高明的发现：美国人赶去寻欢作乐固然心急，离开时却比赶去时还要急。
纽兰·阿切尔推开俱乐部包厢后面的门时，幕布刚刚升起，台上是花园一景。这个年轻人原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早些来；他七点钟便吃了晚饭，席间只有母亲和妹妹作陪，饭后还在哥特式书房里慢悠悠地抽了一支雪茄。书房里摆着带玻璃门的黑胡桃木书柜，椅背顶端饰有尖顶雕花；整所房子里，阿切尔太太只准在这一间吸烟。不过，首先，纽约是座大都会，而且十分清楚，在大都会，听歌剧早到是“不合规矩”的；在纽兰·阿切尔所处的纽约，什么“合规矩”、什么“不合规矩”，其分量正如几千年前支配他祖先命运的那些神秘莫测的图腾恐惧。
他迟来的第二个缘由，则属于私事。他抽那支雪茄时磨磨蹭蹭，是因为骨子里爱好风雅；细想一番即将到来的乐趣，往往比真正享用它更能使他得到微妙的满足。越是精雅细腻的乐趣，越是如此，而他的乐趣大半属于这一类。这一回，他所盼望的一刻又是那样难得，那样精妙，以至于——唔，即使事先同首席女歌手的舞台监督约准了到场的时间，他也不可能在更富意味的一刻走进音乐学院歌剧院：她恰好正在唱“他爱我——他不爱我——他爱我！”，把露珠般清亮的音符洒在纷落的雏菊花瓣上。
当然，她唱的是“M’ama!”，而不是“他爱我”，因为音乐界有一条不可更改、也从来无人质疑的铁律：瑞典艺术家演唱法国歌剧，德文唱词必须译成意大利文，好让说英语的观众听得更明白。纽兰·阿切尔觉得这再自然不过，正如塑造他生活的其他一切惯例：譬如梳头分缝，必须用两把银背发刷，刷背上嵌着蓝珐琅的姓名花押；出入上流社会，纽扣眼里一定得插一朵花，最好是栀子花。
“M’ama……non m’ama……”首席女歌手唱着，末了迸出一声爱情得胜的“M’ama!”；她把那朵扯乱了花瓣的雏菊按在唇上，抬起一双大眼，望着饰演浮士德的卡普尔那张老于世故的脸。这位身材矮小、肤色黝黑的浮士德，穿着紧身紫天鹅绒短上衣，戴着羽饰帽，徒劳地想装得同他那毫无心机的受害者一样纯洁真诚。
纽兰·阿切尔倚着俱乐部包厢后面的墙，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，扫向剧场对面。正对着他的是老曼森·明戈特太太的包厢；她肥胖得惊人，早已无法亲自来听歌剧，不过，每逢时髦人物云集的晚场，总有几位年轻家人代她出席。这一晚，包厢前排坐着她的儿媳洛韦尔·明戈特太太和女儿韦兰太太；在这两位身穿锦缎的夫人后面稍退一点的地方，坐着一个白衣少女，满心陶醉地凝望台上那对恋人。尼尔松夫人的“M’ama!”响彻寂静的全场时（唱《雏菊之歌》时，包厢里的人总会停止交谈），一抹暖暖的粉红泛上了姑娘的面颊，漫过额头，直达浅色发辫的根际，又顺着她青春的胸脯染下去，一直染到端庄的薄纱领口衬布边缘，衬布上只别着一朵栀子花。她垂下眼，看着膝上那一大束铃兰；纽兰·阿切尔看见她戴白手套的指尖轻轻碰了碰花朵。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吸了一口气，目光又回到舞台上。
布景不惜工本，十分美丽，连那些同他一样熟悉巴黎和维也纳歌剧院的人，也承认这一点。前景铺满翠绿色的布，一直铺到脚灯跟前。中景里，绒茸茸的绿苔堆成一座座对称的小丘，周围插着槌球门圈，小丘上立着灌木，形状像橘树，却缀满硕大的粉红玫瑰和红玫瑰。玫瑰树下的苔藓间，长出硕大无比的三色堇，花朵比玫瑰还大得多，活像女教友为时髦牧师做的花形擦笔布；这里那里，还有雏菊嫁接在玫瑰枝上，开得那般繁茂，倒预先昭示了路德·伯班克先生多年以后才会创造的奇迹。
在这座魔法花园的中央，尼尔松夫人穿着白色开司米衣裙，衣上开衩处衬出浅蓝色缎子，一只小提袋悬在蓝色腰带上，粗大的金黄发辫仔细摆在细棉纱衬胸两侧。她垂着眼，听卡普尔先生热烈求爱；每当他以言语或眼色劝诱，示意她留意那幢整洁的砖砌别墅底层的窗户，她便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，仿佛全然不懂他的用意。那幢别墅从右侧边幕后斜斜伸出来。
“宝贝！”纽兰·阿切尔想着，目光又掠回那个捧着铃兰的少女身上。“她连这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”他凝望她那张全神贯注的年轻面孔，心头涌起一阵占有的激动，其中既有他身为男子、早已懂得男女之事的自豪，又有面对她那深不可测的纯洁时所生的温柔敬意。“我们要一起读《浮士德》……就在意大利的湖畔……”他想着，有些朦胧地把预想中的蜜月风景同文学名作混在了一起；把这些名作介绍给新娘，将是他作为男人的一项特权。就在当天下午，梅·韦兰才让他猜到，她对他“有意”（纽约少女表白时的神圣用语），他的想象便已越过订婚戒指、订婚之吻和《罗恩格林》中的进行曲，看见她在自己身旁，置身于欧洲某处古老迷人的景色之中。
他丝毫不希望未来的纽兰·阿切尔太太是个傻姑娘。他打算让她（有他的陪伴和启发）学会交际上的圆熟和言谈间的机敏，足以同“年轻一辈”中最受欢迎的已婚妇人相比，毫不逊色。在这一群人中，引得男人献殷勤，又笑着加以推拒，原是公认的惯例。倘若他把自己的虚荣心深究到底（有时他几乎便到了那一步），就会发现，他希望妻子同那位已婚妇人一样，深谙世故，又一心讨人欢心。那位妇人的魅力曾使他迷恋了两年，其间不免小有波折；当然，妻子不能带上她那种软弱的丝毫痕迹，正是那种软弱，险些毁掉这位不幸女子的一生，还搅乱了他整整一冬的安排。
这种冰火交融的奇迹究竟该怎样造就，又怎样在冷酷的世界上维持下去，他从未抽出工夫想个明白；不过，他乐于抱定自己的见解，不加剖析，因为他知道，所有那些梳理得整整齐齐、身穿白背心、纽孔里插着花的绅士，都持同样的看法。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俱乐部包厢，同他亲切地打招呼，又举起看戏镜，挑剔地打量周围那一圈女眷，而她们正是这套规矩的产物。在思想和艺术上，纽兰·阿切尔觉得自己显然高过这些精挑细选的老纽约绅士；他读的书、想的事，大概都比其中任何一个人多，甚至见过的世面也多得多。逐个看去，他们都显出不及他之处；可一旦聚在一起，他们便代表了“纽约”，而男人相互声援的积习，使他在一切所谓道德的问题上，都接受他们的信条。他本能地觉得，在这方面照自己的意思行事，会招来麻烦，也颇有失礼数。
“哎呀——天哪！”劳伦斯·莱弗茨惊呼一声，猛地把看戏镜从舞台上转开。大体说来，劳伦斯·莱弗茨是纽约在“礼数”上的头号权威。他花在钻研这个繁复而迷人的问题上的工夫，大概比谁都多；不过，单凭钻研，还不足以解释他何以精通得如此全面，又如此从容。只消打量他一遍，从向后倾斜的秃额、漂亮的淡金色髭须的弯弧，顺着那修长优雅的身躯，一直看到另一端那双长长的漆皮鞋，便觉得，一个人能把这样好的衣服穿得如此漫不经心，又能让这样高的个子显出如此闲散的优雅，对于“礼数”的领会必定与生俱来。正如一位年轻的仰慕者有一次说的：“要说谁能告诉你，穿晚礼服究竟什么时候该配黑领结，什么时候不该，那就是拉里·莱弗茨。”至于浅口礼服鞋和漆皮“牛津鞋”该如何取舍，他的权威从来无人质疑。
“我的上帝！”他说，随即默默把看戏镜递给老西勒顿·杰克逊。
纽兰·阿切尔顺着莱弗茨的目光望去，惊讶地发现，引出这声惊呼的，竟是一位刚走进老明戈特太太包厢的女子。她年轻纤细，比梅·韦兰略矮，棕发在鬓边鬈得密密的，用一条窄窄的钻石发带束住。这种头饰使她有了当时所谓的“约瑟芬风姿”，深蓝色天鹅绒长裙的裁式也呼应着这一风格：一条配有老式大带扣的腰带在胸下把裙子高高束起，颇带几分戏服的架势。穿着这身不同寻常衣裳的女子，似乎全没觉察它惹来的注目，在包厢中央站了一会儿，同韦兰太太商量，自己坐她前排右角那个座位是否妥当；随后，她微微一笑，不再推辞，坐了下来，同对面角落里的洛韦尔·明戈特太太，也就是韦兰太太的嫂子，坐成一排。
西勒顿·杰克逊先生已把看戏镜还给劳伦斯·莱弗茨。俱乐部包厢里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，等着听这位老人怎么说；因为老杰克逊先生在“家族”方面的权威，正如劳伦斯·莱弗茨在“礼数”方面的权威一样。他熟知纽约人沾亲带故的种种枝节；不仅能讲清明戈特家族（经由索利家族）同南卡罗来纳州的达拉斯家族是什么亲戚，费城索利家族的长房同奥尔巴尼的奇弗斯家族又是什么关系（千万不能把后者同大学街的曼森·奇弗斯一家混为一谈）这类复杂问题，还能逐一列举各家的主要特征：比如，莱弗茨家族的几房幼支（就是长岛那几房）吝啬得令人难以置信；拉什沃思家族在婚配上总爱犯糊涂，酿成祸患；奥尔巴尼的奇弗斯家族每隔一代便会出现疯病，纽约的同宗亲戚因此向来不肯同他们通婚——只有可怜的梅多拉·曼森是个惨痛的例外，谁都知道她……不过，她母亲本来就是拉什沃思家族的人。
除了这整片家谱的森林，西勒顿·杰克逊先生那狭窄凹陷的双鬓之间、柔软蓬松的银发之下，还藏着一部记录簿；近五十年里，在纽约上流社会平静表面下暗自闷烧的丑闻与谜团，大半都记在其中。他见闻之广，记忆之牢，使人相信，只有他能说清银行家朱利叶斯·博福特究竟是什么来历，也只有他知道英俊的鲍勃·斯派塞后来下落何方。鲍勃·斯派塞是老曼森·明戈特太太的父亲，结婚还不到一年，便神秘失踪了（还带走了一大笔受托保管的钱）；恰恰就在那一天，一位美丽的西班牙舞女乘船去了古巴，此前她在炮台公园的旧歌剧院演出，令满堂观众倾倒。不过，这些谜团以及其他许多秘密，都牢牢锁在杰克逊先生的心里；不仅因为他强烈的荣誉感不容他转述别人私下相告的事，也因为他深知，自己严守秘密的名声，使他更有机会打听到想知道的事情。
因此，西勒顿·杰克逊先生把劳伦斯·莱弗茨的看戏镜还回去时，俱乐部包厢里的人都露出紧张期待的神色。他那双蒙着薄翳的蓝眼睛上，低垂着苍老而显出筋络的眼皮；他默默审视了这群凝神等候的人片刻，随后若有所思地捻了一下胡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没想到明戈特家族会来这一手。”
